昨晚在凤凰卫视《一虎一席谈》栏目上与部分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热议“户籍”,其中当然会涉及到近来相当惹眼的上海户籍“新政”。一段时间以来,见到不少同行或媒体人士对此发表了颇为积极的评价,诸如:“上海户籍政策已在全国率先破冰”、“上海户籍新政为户改开了个好头”、“上海户籍新政带来积极信号”
说实话,乍一见上海“居住证转户籍”的“新政”,也立即产生相似的兴奋点。然而,到了“东风吹梦到沪上”之时,见到的却是一道令人沮丧的“脑筋急转弯”。原来,“七年为期”是有附加条件的:其一是持证期间按规定参加上海市城镇社会保险满7年,持证期间依法在上海缴纳所得税,这是经济条件;其二是在上海被聘任为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者具有技师(国家二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)以上职业资格,且专业及工种对应,这是身份条件。
虽然上海市的官员在谈及600万长期居住在上海的非户籍人口时是充满感情的:“他们为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”但是,“新政”反映出来的残酷事实却是,600万非户籍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仍然会因“条件”限制而不具备“转证”的资格。
现在,官场上常拿国际惯例说事,于是也有人以所谓“国际经验”来解释上海的“转证”条件。可是,他们所举出的“经验”都是国与国之间处理国际移民问题的,拿来对付国内的流动人口或“非户籍人口”,合适吗?举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,各国之间进行贸易,是要征收关税的,我们能以此国际惯例或国际经验为由,在国内各省市之间征收“地方贸易保护税”吗?
退一万步说,即使这些国际经验可用,上海的规定也更为苛刻。譬如,瑞典规定,在瑞典居住6年就可以入籍。笔者知道一个个案,移民到瑞典后,一直处于失业状态,但满了6年,照样可以入籍。在国际惯例中,除了“坐移民监”,还有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,但那都是没有时间限制的,只要符合条件,立即就办手续。而现在的上海“新政”,从文字上看,似乎必须同时符合所有的条件才行,比国际移民还要严格得多。
近年来,吸引流动人口比较多的沿海发达地区,时不时地发出“人口超载”的惊呼。以上海为例,挂在嘴边的就是1300万户籍人口、600万非户籍人口。非户籍人口要占总人口的大约1/3,言下之意无非是上海市快承载不了了。试问,当前这1900万人口不是正常地在上海工作、生活吗?再问,上海的发展还离得开这600万非户籍人口吗?既然承认“他们为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”,那实际上就意味着上海市政府要对他们负起责任来。
讨论中,有代表、委员提出,在全国都在淡化户籍的限制作用的今天,上海的“新政”却在逆势而行,试图强化户籍在社会群体间的阻隔作用,所以并非进步。
在全国一片“取消户籍制度”的呐喊声中,过于理想化的“一砍了之”自然不可行。上海、北京等大城市政策滞后也可以理解,但切不可再强化、固化这种不合理的制度。哪怕是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工,也同样“为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”,在户籍制度全面消亡之前,当他们的生活基础工作、住房等已经全部落在上海的时候,也应该让他们有“入籍”的选项。
很多人会认为,大城市一旦开放户籍,外来人口就会大量拥入,其实未必。现如今,国人的经济理性越来越强。另外,从某种程度上说,该来的已经来了,因为没有户籍并不能够阻止外来人口进入上海,对此不要作鸵鸟状。可以预计,上海市的人口突破1900万是早晚的事(可能现在早已不止此数),但这与户籍毫不相干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“把玩”户籍政策,只是一厢情愿。
如果有一天,中国的那些因与户籍挂钩而造成不平等的政策被一一“摆平”了,“国民待遇”人人可以享受,那么,老百姓自然会选择。举一个例子,即使在现在这样很不理想的政策环境中,据说已经有10万户籍在北京的退休人员将河北涿州选为他们的养老之地。上海市的“新政”,无非是想把上海变成一个充满活力的“世界工厂”。其实政策好了,老年人肯定会自愿离开喧闹的大城市去寻找山清水秀的养老之地,而将城市中的位置留给正欲发力拼搏的年轻人(这并不以学历、学位或职称为前提条件)。这不是一个纯粹胡思乱想的“乌托邦”,而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美好愿景。但这不靠强权,而是靠理性选择。